丁盛将军生平传记：连载四

丁氏祖德福宗脉，盛誉荣光耀家国

(丁氏先祖积德存善，厚泽绵延，护佑宗族血脉世代相传。将军戎马一生，荣膺少将军衔，保家卫国，造福乡梓，千古荣光地久天长。)

走进丁盛将军戎马一生的光辉岁月

长征回

忆：红大上干队与西安事变前后

二、红大“上干队”

翻过夹金山后，我们抵达黑水、芦花地区，红一、四方面军在此胜利会师。1935年六七月间，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大学，从两个方面军抽调干部入校学习。当时规定，红三军团、红一军团每个团各选派一人前往，我代表十一团参加，十三团派出的是张海棠，他解放后任职于昆明军区。

出发前动员时上级明确，大家到红军大学学习，结业后便派往红四方面军开展工作。我们这批学员大多是营、连级干部，张海棠是俱乐部主任，属营级干部；我当时是连队指导员，只是连级干部。我心里一直疑惑，选派的多是团、营级干部，为何偏偏选了我这个连级指导员？我私下猜想，或许和娄山关战斗有关，不过此事我从未向王平同志求证过。听说学员毕业后，要到四方面军担任政委，具体任职还要看在校学习情况。

当时各部队都选派了学员，红一军团、三军团、红四方面军均有干部参加。我们进驻毛儿盖后，正式编入红军大学，所在的队伍名为“上干队”，也就是上级干部队，编制和管理不同于普通连队。广州军区的萧元礼同志和我同在一个班，那段日子还有不少难忘的小事。萧元礼当时也是俱乐部主任，可入学后不管职务高低，每人都配发一杆枪，必须自行背负。他一开始不肯背枪，还闹情绪哭鼻子，直说自己背不动，但军令在前，背不动也得咬牙坚持。

部队在毛儿盖休整后，红军兵分两路向北进军，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。1935年，中央发表了《八一宣言》。毛泽东、周恩来同志率领红一、三军团组成右路军；朱德总司令、刘伯承元帅与张国焘等人率领左路军，随后我们便开始穿越草地。我们走的是水草地，左路军走的是干草地，全程行军都极为艰难。

在草地期间，红军大学也坚持开展教学，我们学习基础政治常识，甚至还听过人类起源、猴子变人的科普内容。那时的生活苦到了极致，粮食完全断绝，只能想办法找吃食。当地喇嘛庙里存有少量粮食，需要我们自己想办法筹措，可当地群众全都躲了起来，那会儿大家还习惯把藏族群众称作“蛮子”，整片区域荒无人烟。地里长着青稞麦，我们就自己下地收割，把青稞穗用火烤熟，连壳带粒搓一搓就往嘴里塞。长期缺衣少食，每个人脸色都极差，脸上手上全是黑灰，模样十分狼狈。

我们从江西出发长征，一路靠打土豪缴获衣物，打到什么穿什么。可到了草地一带，既没有土豪可打，也没有任何物资补给，所有人的衣服都破烂不堪。我印象最深的，是长时间没有盐吃，整个人都没力气，那段日子实在难熬。

一天夜里，部队突然紧急集合，连夜出发行军。后来我们才得知，是张国焘妄图危害党中央。当时徐向前任右路军总指挥，叶剑英担任参谋长，张国焘发来一封密电，企图加害中央机关。叶剑英接到电报后，没有告知其他人，第一时间带着电报向毛主席汇报，揭露了张国焘的阴谋。得知消息后，右路军连夜紧急撤离，红一军团先行出发，我们红三军团担任后卫。

撤到山脚下时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博古、洛甫（张闻天）、李德等人都在。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，是曾留学苏联的干部，带着骑兵追了过来。我们当时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。他们在屋内开了大半天会议，张国焘等人执意要南下，拒绝北上，还要求毛主席一同南下。毛主席坚定地说：我们不能南下，必须北上抗日，也希望你们一同北上。一方坚持北上，一方执意南下，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。

争执过后，最终商定采取自愿原则：愿意南下的跟随张国焘南下，愿意北上的跟随党中央北上。会议结束后，毛主席专门给我们讲话：“现在四方面军要南下，不继续北上，我们红一方面军坚决北上抗日。”当时我们上干队里也有不少四方面军的干部，便对大家说：愿意北上的就跟我们走，愿意南下的可以留下。这么一说，我们队伍里大部分四方面军的同志都选择南下了。最后留下来跟随党中央北上的，我们一方面军的军事队、政治队干部加起来，只剩六七十个人。

后来毛主席曾说过，南下还是北上，对任何人来说，包括伙夫在内，都是重大的战略方向问题。跟着张国焘南下，是一条路线；跟随党中央北上，无论对领导人还是普通战士，同样是关乎前途命运的战略抉择。

就这样，我们坚定跟随毛泽东同志一路北上。1994年，我到张海棠家里做客吃饭，他回忆说，部队出腊子口、抵达甘肃哈达铺时，我们一个班买了一头猪，大家大会餐，结果好多人吃得上吐下泻。但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当时我们买的是一只羊，花了三块银元，大家都是自己动手宰杀、烹煮，痛痛快快饱餐了一顿，我也没有和他争辩。

此前在草地行军数月，一路荒无人烟，缺盐少粮、受尽磨难。到了哈达铺，终于见到当地老百姓，物资也充足起来，街上有馒头、面食，什么都能买到，我们的心情格外舒畅振奋。部队在哈达铺休整了几天便继续出发，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。

对我个人而言，从走出草地到抵达吴起镇的这段路，格外艰苦难熬。我的脚裂了一道道大口子，疼痛难忍，全程没有鞋穿，只能穿草鞋，连袜子都没有。天冷蹚水过河、过水沟时，脚一碰到冷水就钻心的疼，伤口一碰就出血，走路只能一瘸一拐，实在太苦了。

到了吴起镇，一切才算好起来。不管一路多苦多累、伤痛缠身，我们终于抵达陕北根据地，见到了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。当时刘志丹同志还被关押着，陕北当地主要由郭洪涛等人主持工作。我们在吴起镇休整了几天，东北军张学良部第一一九师从西安方向向我们发起进攻，我们随即开进到离直罗镇不远的区域，来到陕北后打的第一仗就是直罗镇战役。

我们“上干队”只有几十个人，全程跟随毛主席，负责为中央机关站岗放哨。这时我们已经不再叫红一方面军，改称陕甘支队，红一军团下辖两个师，红三军团编为四个团，再加上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徐海东部等部队，共同投入战斗。直罗镇一仗打得十分漂亮，全歼了张学良的第一一九师，官兵悉数被俘，这一战也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战役结束后，毛主席带领中央机关人员进驻瓦窑堡，我们红军大学也重新恢复学习、正常上课。当时天气十分寒冷，但瓦窑堡煤炭资源丰富，屋内可以烧炕取暖，十分暖和。即便我们身上依旧穿着破烂的衣裳，也能安心坐在屋里听课学习了。

三、西安事变前后

1936年春节前后，我们从红军大学顺利毕业。在红军东渡黄河之前，我被分配到保卫局担任指导员。在保卫局任职和在普通连队不一样，待遇相对优厚，出门不用自己背行李，配有挑夫随行，待遇相当于营级干部。之后我们东渡黄河进入山西，一边作战，一边开展筹款工作。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八军也在此作战，刘志丹同志在与阎锡山部队作战时不幸牺牲，之后上级派宋时轮接任红二十八军军长。不久后组织通知我前往红二十八军担任团政委，我没有经历营级干部、总支书记等岗位，直接从指导员升任二团政委。

东渡黄河作战期间，国民党军队不断进犯陕北，我们随即撤回陕北根据地。此时红二、四方面军也开始向陕北靠拢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也向西策应。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前后，部队打了几场胜仗，我虽没有参与作战，但战局十分顺利，成功接应红二、四方面军顺利抵达陕北。

到了12月，我们部队驻守在盐池、定边一带。那里的环境异常艰苦，最主要的问题是粮食匮乏，饮用水也是苦咸的。当地没有河流，盐分很重，也没有水井，只有一些积存雨水的土坑。雨水积在坑里，羊、牲口饮用，人也饮用，洗漱也用这坑水，水里常年混杂着羊粪等杂物。当地没有蔬菜，物资极度匮乏，钱币也失去价值，能吃上几个土豆、一点粮食就十分难得，想要找到野菜、新鲜蔬菜更是难上加难。

就在12月，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爆发。在我看来，西安事变不仅为日后全面抗战打开了局面，更是实实在在挽救了红军。如果继续按照当时的形势发展，我们应对胡宗南部队存在诸多困难，尤其在物资补给上，衣物、粮食都极度短缺。红二、四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，战士们身心俱疲，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统一改编，各部整合在一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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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载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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